腊月,京郊李家庄。
    老李头蹲在地头,手里攥著一把冻得硬邦邦的泥土。
    他盯著眼前这片三分大的地,嘴唇微微发抖。
    “真能收?”他儿子李大柱拿著锄头,也盯著那片地。地里早就没了藤蔓,只剩下冻得发白的土垄。
    “官府说能。”老李头吐出这句话,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。
    三个月前,里长带著几个衙役来村里,说太子殿下有令,推广红薯种植。
    每户按人头分种薯,秋后还种即可。
    老李头领了四斤种薯,心里直打鼓:这东西听都没听过,能比得过麦子?
    种的时候更犯嘀咕。麦子撒种,这东西却要把种薯切成块,每块留个芽眼,埋进土里。
    老李头种了一辈子地,没见过这阵仗。
    刚开始的时候,红薯藤疯长,绿油油一片。
    老李头看著心烦:不长穗,光长藤,算什么庄稼?
    如今到了冬天,麦地早收完了,就剩这片红薯地。
    里长说必须等霜降后再收,糖分才足。
    老李头等啊等,等到土地都冻硬了。
    “爹,动手吧。”李大柱搓搓手,“再不下钁头,天黑前收不完。”
    老李头站起身,往手心吐了口唾沫,搓了搓。
    他举起锄头,对准第一垄土,用力刨下。
    冻土崩开,露出下面暗红色的块茎。
    老李头愣住了。
    他蹲下身,扒开土。红薯一个挨一个,大的比拳头还大,小的也有鸡蛋大小。
    他小心地挖开周围的土,捧出第一个红薯。沉甸甸的,沾著泥土,在冬日的阳光下泛著暗红的光泽。
    “这......”老李头说不出话。
    李大柱也刨了一钁头,同样挖出一串红薯。父子俩对视一眼,同时加快了动作。
    钁头起落,泥土翻飞。
    红薯一个个被挖出来,堆在田埂上。起初还小心摆放,后来乾脆扔成一堆。
    太多了,多得让人心慌。
    三分地,两个人,从晌午挖到日头偏西。
    田埂上的红薯堆成了小山。
    老李头直起腰,捶了捶后背。他看著那堆红薯,眼睛发直。李大柱找来秤,是借的里长家的大秤,能称二百斤。
    第一筐装满了,秤桿高高翘起——一百二十斤。
    第二筐,一百三十五斤。
    第三筐......
    秤了六次,总共一千八百二十三斤。老李头坐在地上,盯著那堆红薯,嘴唇哆嗦著,算不清帐。
    三分地,一千八百斤。
    一亩地就是......就是六千斤。
    他种了一辈子地,最好的年景,一亩麦子打三百斤顶天了。
    这红薯,一亩顶二十亩麦子。
    “爹,咱们......咱们发財了?”李大柱的声音在抖。
    老李头没说话。他爬起身,走到红薯堆前,拿起一个最大的,用袖子擦去泥土。
    红薯表皮光滑,沉得像块石头。他掰开一点,露出里面黄白色的瓤。
    “回家。”他说,“煮一锅。”
    傍晚,老李家灶房里蒸汽瀰漫。大铁锅里煮著十几个红薯,水咕嘟咕嘟响。老李头的老伴李王氏蹲在灶前添柴,眼睛不时瞟向锅里。
    孙子狗蛋趴在灶台边,眼巴巴等著。
    “爷爷,真能吃吗?”狗蛋问。
    “能!”老李头狠狠点头。
    红薯煮熟了,捞出来晾在盆里。
    老李头挑了个小的,剥开皮。热气腾起,露出金黄的內瓤。他咬了一口,软糯,甜,一股说不出的香气。
    狗蛋也分到一块,烫得直吹气,却捨不得放下。
    “甜!”孩子喊。
    李王氏也尝了一口,眼泪忽然就下来了:“他爹,咱们今年......今年能过个饱冬了。”
    老李头没哭,他只是慢慢吃著那块红薯。
    太甜了,甜得发慌。他一辈子吃过的甜食,加起来没有这一口甜。
    晚上,里长来了。看见院里堆著的红薯,里长也愣了半晌。
    虽说红薯家家户户都种了,但是李家庄,老李头家是第一户收的。
    “多少斤?”里长问。
    “一千八百二十三。”老李头报出数字,熟练得像是念过一百遍。
    第二天,消息传开了。邻村的人跑来瞧稀奇,看见老李头院里的红薯堆,个个瞪圆了眼。
    老李头开始发愁——这么多红薯,怎么储存?
    里长又来了,这回带了官府的话:红薯怕冻,要存地窖。来不及挖地窖的,可以切片晒乾。
    老李头家后院有个旧地窖,原本放萝卜白菜的。
    全家齐上阵,把地窖又往深挖了三尺。
    红薯一层层码进去,铺上乾草,隔开潮气。
    忙活了三天,总算把一千八百斤红薯都存好了。
    地窖满了,屋里还堆著二百多斤。
    “吃不完。”李王氏发愁。
    “吃不完送人。”老李头说,“他姑家,他舅家,都送点。”
    於是李大柱推著独轮车,给亲戚家送红薯。
    每户二十斤,沉甸甸的,像送金子。
    送完亲戚,还剩不少。老李头想了想,让儿子给里长家也送去二十斤——感谢他当初苦口婆心劝大家种。
    腊月十五,县衙来了人。
    是个年轻的书吏,带著纸笔,要记录红薯收成。
    老李头报上数字,书吏记下,又问:“怎么吃的?”
    “煮著吃,烤著吃,晒乾了磨麵做饼子。”老李头一一道来,“切片晒乾能存一年。熬粥也行,切块和米一起煮,顶饱。”
    书吏认真记著,写完又问:“若是荒年,这东西能救命不?”
    老李头沉默了一会儿,缓缓道:“我六岁那年闹饥荒,村里饿死一半人。我爹把最后一把麦子给了我,自己吃观音土......”
    他顿了顿,声音有些低沉:“若是那年有这东西,我爹不会死。”
    书吏点点头,合上册子:“老丈,您这三分地的收成,要报去京城,太子殿下要看。”
    老李头一愣:“太子殿下?”
    “这红薯就是太子殿下让种的。”书吏说,“殿下要知道,百姓到底收了多少,够不够吃。”
    书吏走了,老李头在院里站了很久。
    他看著地窖口,想著那一千八百斤红薯,又想起小时候挨饿的滋味。
    “柱子。”他喊儿子,“明天去集上,买刀肉回来。”
    “爹,不过年不过节的......”
    “不过年也要吃。”老李头说,“咱们有粮了,不怕了。”
    腊月初三,老李家燉了一锅肉。
    红薯切块和肉一起燉,油亮亮的,满屋香气。狗蛋吃得满嘴流油,李王氏边吃边抹眼泪:不是伤心,是高兴的。
    夜里下雪了,鹅毛大雪。
    往年这时候,老李头总愁开春青黄不接。
    今年他躺在炕上,听著窗外风雪声,心里踏实得像揣了块热红薯。
    他想起里长说的话——全国都在种红薯,从南到北,只要是能种的地方,都发了种薯。
    老李头算不清全国有多少地,多少农民。
    但他知道,如果每家每户都像他这样,收上千斤红薯,那这个冬天,大明应该没人挨饿了。
    雪还在下,覆盖了田野,覆盖了村庄。
    但在千家万户的地窖里,红薯静静地躺著,黄澄澄的,像一个个小小的太阳。
    老李头翻了个身,沉沉睡去。
    梦里,他看见麦浪变成红薯藤,绿油油地蔓延到天边。藤蔓下结满了红薯,挖不完,吃不完。
    而在地窖里,那一千八百斤红薯在黑暗中静静地呼吸,等待著被取用,被烹煮,变成热气腾腾的食物,温暖一个个漫长的冬夜。
    这是老李头三分地的收成,也是大明千万农家的缩影。
    从江南到塞北,红薯在泥土下悄然生长,改变著这个国家的肌理,一寸一寸,扎实而沉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