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崢听出来了，是赵老师家的赵小军。
赵小军是赵德明的儿子，今年才九岁，一直跟著他娘在城里住。
暑假了，他娘把他送到村里来陪赵老师，住几天。
这孩子城里长大的，白白净净，跟村里那些泥猴子不一样。
说话细声细气，见人就叫叔叔阿姨，很有礼貌。
这时候天都擦黑了，这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了？
陈崢站起来，走到院门口。
赵小军站在那儿，气喘吁吁的，脸跑得通红，额头上全是汗。
穿著一件白衬衫，这会儿沾了不少泥巴，膝盖上还磕破了一块，渗出血来。
“小军？咋了？慢慢说。”
赵小军喘了几口气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嘴唇哆嗦：
“崢哥，我爸……我爸晕过去了！在湖边！我叫不醒他！崢哥你快去看看！”
陈崢脸色一变。
赵德明那人，身子骨一直不好。
早年下放的时候落下了病根，胃不好，肝也不好，常年吃药。
一个人在村里住著，也没个人照顾。
上辈子，赵德明是得了肝癌走的。
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，跟他娘一样，拖了几个月就走了。
走的那天，村里好些人去送他，哭成一片。
赵小军他娘从城里赶回来，跪在棺材前头，哭得死去活来。
说早知道这样，就不该让他一个人留在村里。
陈崢记得陈峰提过，赵德明走之前那几天，还撑著身子去学校上了最后一堂课。
课上讲的是《背影》，朱自清的。
他站在讲台上，瘦得萧条，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。
可他还是把整篇课文讲完了。
讲到最后一句，他说：
“同学们，你们要好好读书，走出这个村子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”
说完，他笑了笑，转身走了。
那是学生们最后一次见他。
陈峰那时候，坐在教室中间，看著他走出教室。
背影瘦瘦的，驼著背，走得很慢。
后来，陈峰和阿崢说，那画面，他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“走！带路！”陈崢一把抄起门后头的竹篙，跟陈嶸说，
“嶸子，你去叫建国，让他带上船，到湖边找我！快！”
陈嶸应了一声，撒腿就跑，鞋都跑掉了一只，又回来捡。
而陈崢跟著赵小军往湖边跑。
赵小军跑得飞快，两条腿捣腾得跟风车似的，一边跑一边回头喊：
“崢哥你快点儿！我爸在浅水湾那边！
他说去钓鱼，天黑了还没回来，我去找他，就看见他倒在湖边了！”
“崢哥，我爸，他，他是不是死了？”
赵小军声音变调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。
“不会的！你別瞎想！快跑！”
两个人跑到浅水湾，远远就看见赵德明倒在一棵柳树底下。
旁边还支著鱼竿，鱼线垂在水里，浮漂一动不动。
赵德明侧躺著，脸色煞白，嘴唇发紫，眼镜歪在一边，镜片碎了一个。
胸口起伏得很慢，半天才动一下。
呼吸声很重，像喉咙里头有痰。
“爸！爸！”赵小军扑过去，摇他的肩膀，摇得他脑袋直晃。
赵德明没反应。
陈崢蹲下来，伸手探了探鼻息，还有气，但很弱。
又摸了摸额头，跟烙铁似的。
“发烧了。”陈崢皱起眉头。
他把赵德明翻过来，让他平躺著，把碎了的眼镜摘下来，放在一边。
又解开领口的扣子，让喘气顺当些。
这时候，张建国划著名船赶过来了。
一靠岸，鞋都没穿，光著脚跑过来。
“咋了咋了？赵老师咋了？”
“发烧，晕过去了。得赶紧送卫生院。”
陈崢说著，把赵德明扶起来。
赵德明瘦得跟一把柴火似的，没什么分量。
胳膊细得跟孩子似的，手腕上的骨头硌手。
“建国，你搭把手，把他抬船上去。走水路快，划到镇上比走路省一半时间。”
张建国应了一声，两个人一左一右，把赵德明抬起来。
赵德明脑袋耷拉，嘴角流出口水，滴在陈崢肩膀上，湿了一片。
赵小军跟在后面，手里攥著那根鱼竿，眼泪止不住地掉。
“小军，別哭了，上船。”陈崢说。
四个人上了船。
张建国划桨，陈崢坐在船尾扶著赵德明，让他靠在自己身上。
赵小军蹲在船头，抱著鱼竿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
船走得快，双桨翻飞，划开碧波。
湖面上风大，吹得赵德明的头髮飘起来，露出一头的白髮。
他才四十出头啊，头髮就白了一大半。
陈崢看著他，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。
上辈子，赵德明走的时候，他连最后一面都没见著。
那时候他在城里打工，接到消息赶回来，人已经埋了。
坟在村子后头的山坡上，一个小小的土堆，连块碑都没有。
赵小军他娘站在坟前头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就是站著。
站了整整一个下午，天黑了才走。
船到了镇上，陈崢抱著赵德明往卫生院跑。
赵德明轻得跟个孩子似的，抱在怀里没什么分量，肋骨一根根硌著手臂。
张建国在前面开道，把路上的人都拨拉开：“让让！让让！病人！有病人！”
陈崢抱著赵德明往里冲。
前头，张建国一脚踹开急诊的门。
值班大夫姓孙，三十来岁，戴著眼镜，正在看一本厚厚的医学书。
他抬头看见陈崢怀里的人，立刻站起来。
“放床上，怎么回事？”
“发烧，晕过去了，在湖边发现的。”
孙大夫听了听心肺，翻了翻眼皮，量了体温，皱了眉头：
“可能是肺炎，体温三十八度七。得住院，先交押金，十块钱。”
陈崢愣住了。
他摸了摸口袋，空空荡荡。
出门的时候太急，就抄了根竹篙，钱包，什么都没带。
张建国光著膀子站在旁边。
浑身上下就一条湿透的裤衩，鞋都不知道丟哪儿去了。
陈嶸更不用说了，半大小子。
三个人面面相覷。
“大夫，能不能先治？钱我回头送来。”陈崢说。
孙大夫推了推眼镜，看了他一眼：“你是他什么人？”
“我是他学生。赵老师是芦塘村小学的，一个人住，家里没人来。
我出来的急，没带钱。
我爹是陈长河，家中排老三，打鱼的，您去芦塘村打听打听，不是赖帐的人。”
孙大夫沉吟了一下：“规矩是规矩……”
“大夫，求求你了。”
这时，赵小军扑过来，抱著孙大夫的腿，
“救救我爸，求求你了，我回去拿钱，我有钱，我有……”
他说著，眼泪又开始往下掉。
小手在裤兜里掏，掏出一把毛票，皱巴巴的。
还有几个钢鏰儿。
哗啦啦！
撒了一地。
最大的票子是两张两毛的，剩下的都是一分两分五分。
陈崢蹲下来，把地上的钱一张一张捡起来。
一毛，两分，五分，一分……
数了数，一块六毛三分钱。
赵小军攥著那把毛票，手抖得厉害。
他看著陈崢，眼睛红红的：
“崢哥，够不够？不够我还有，我回去拿，我存钱罐里头还有……”
陈崢心里头酸了一下。
九岁的孩子，攥著一块六毛三分钱，觉得能把爹的命救回来。
他把钱塞回赵小军兜里，摸了摸他的脑袋：“够了，小军的钱够了。
剩下的崢哥出，崢哥带了钱的，就是忘在船上了，一会儿去拿。”
赵小军不信，看著他：“真的？”
“真的。崢哥啥时候骗过你？”
赵小军这才把攥著钱的手鬆开了，但还是紧紧挨著赵德明，一步都不肯离开。
孙大夫嘆了口气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住院单，刷刷几笔填好了，递过去：
“先住院，押金的事儿明天再说。你们谁是家属？”
赵小军赶紧举手：“我是！我是他儿子！”
孙大夫低头看了看这个才到他腰高的小不点，眼镜后面的目光软了软：
“行，那你在这儿签个字。”
赵小军接过笔，趴在桌上认认真真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三个字歪歪扭扭，最后一个军字那一竖拖得老长，拖到了格子外面去。
孙大夫看了一眼，没说什么，把单子收好，转身去安排床位。
赵德明被推进了观察室，掛上了吊瓶。
葡萄糖盐水，五百毫升的玻璃瓶，橡皮塞子。
针头扎进手背上的血管，胶布固定好，药液一滴一滴地往下滴。
陈崢搬了把椅子坐在床边。
赵小军爬上来，挨著他爸躺著。
小小的身子蜷成一团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吊瓶，生怕漏了一滴。
“崢哥，我爸不会有事吧？”他问，声音像蚊子哼哼。
“不会。大夫说了，是肺炎，打几天针就好了。”
“真的？”
“真的。你睡会儿，我盯著。”
赵小军摇摇头，不肯闭眼。
但小孩子熬不住，过了一会儿，眼皮就开始打架了，一点一点地往下耷拉。
又猛地抬起来，反覆了几回，终於撑不住了。
脑袋一歪，靠在他爸胳膊上睡著了。
手还攥著被角，攥得紧紧的。
陈崢把外套脱下来，盖在他身上。
外套是件蓝布褂子，他娘春天的时候给做的。
这时候，张建国推门进来了，光著膀子，裤腿一只高一只低。
脚上的泥巴还没干，头髮乱得跟鸟窝似的。
“阿崢，钱拿来了。”
他把一沓票子递过来，有整有零，还有一把毛票。
陈崢愣了一下：“你哪来的钱？”
“我娘给的。
我跟她说了赵老师的事儿，她把家里存的钱拿出来了，让我先送过来。”
张建国挠挠头，
“我娘说了，赵老师是好人，当年我上学那会儿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
赵老师给我垫了好几个学期的学费，这份情得还。”
陈崢接过钱，数了数，三十五块六毛。
“够了，待会儿去交押金。”
“够了就行。”
张建国拉了把椅子坐下来，往床上一看。
赵小军蜷在那儿，小小的一团，外套盖在身上，露出半张脸，嘴角还有口水。
“这孩子，嚇坏了吧？”张建国压低声音问。
“嗯。一个人跑到湖边找他爸，叫不醒，又跑来找我。
九岁的孩子，搁城里头还在爹妈怀里撒娇呢。”
张建国嘆了口气：
“赵老师也是，一个人待在村里，有个好歹都没人知道。
他媳妇也是，咋就忍心让他一个人？”
“各有各的难处。”陈崢说完，先去把押金交了。
隨后，两个人就这么坐著，守著。
窗外头，镇上的夜很安静。
偶尔有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去，声音在街上滚过去，渐渐远了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赵德明动了一下。
他皱了皱眉头，嘴唇翕动了几下。
陈崢凑近了，才听见他在叫：“小军……小军……”
“赵老师，小军在这儿呢，睡著了。没事儿，您別担心。”
赵德明像是听见了，眉头慢慢鬆开了，呼吸也匀实了些。
张建国在旁边看著，突然说：
“阿崢，你说这世上，咋就有这么多苦命的人呢？”
陈崢没回答。
他想起上辈子，赵德明走的那天，赵小军跪在灵堂前头，一声都没哭。
就是跪著，跪了整整一天。
他娘拉他起来，他不肯，就那么直挺挺地跪著。
膝盖底下垫著个旧蒲团，蒲团都跪穿了。
后来他娘跟人说，小军那天晚上回去，在被窝里哭了整整一夜。
第二天起来，眼睛肿得跟桃子似的。
“赵老师这病，得住几天？”张建国问。
“大夫说得看情况，至少得一周。”
“一周？那医药费……”
张建国挠挠头，“我回去再跟我娘说说，看能不能再凑点。”
“不用，我来想办法。”
陈崢说，“螃蟹还能抓，鱼还能打。一周的时间，够了。”
张建国看了看他，想说什么，又咽回去了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赵德明的烧退了一些。
脸上有了点血色，不像刚才那样白得嚇人了。
呼吸也平稳了，喉咙里那口痰似乎化开了，不再呼嚕呼嚕地响。
陈崢站起来，活动了一下筋骨。
坐了一夜，腰酸背痛的，脖子咔吧响。
“建国，你在这儿守著，我回去一趟。
拿点东西，再看看赵老师家里还有啥要收拾的。”
“行，你去吧。这儿有我。”
陈崢出了卫生院，天刚蒙蒙亮。
街上瀰漫著一股煤炉子的味儿，还有早点铺子飘出来的香味。
路边上，一个老头正拿著大扫帚扫街。
哗啦哗啦！
尘土飞扬。
他沿著街道往湖边走去，脚步很快。
走到镇口的时候，看见路边停著一辆自行车，二八大槓。
车架上绑著个帆布包，车铃鐺被人拧走了，只剩下一个光禿禿的底座。
他正想著怎么医药费的事情，就听见身后有人喊：
“哎——前面的——等等——”
赵小军是赵德明的儿子，今年才九岁，一直跟著他娘在城里住。
暑假了，他娘把他送到村里来陪赵老师，住几天。
这孩子城里长大的，白白净净，跟村里那些泥猴子不一样。
说话细声细气，见人就叫叔叔阿姨，很有礼貌。
这时候天都擦黑了，这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了？
陈崢站起来，走到院门口。
赵小军站在那儿，气喘吁吁的，脸跑得通红，额头上全是汗。
穿著一件白衬衫，这会儿沾了不少泥巴，膝盖上还磕破了一块，渗出血来。
“小军？咋了？慢慢说。”
赵小军喘了几口气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嘴唇哆嗦：
“崢哥，我爸……我爸晕过去了！在湖边！我叫不醒他！崢哥你快去看看！”
陈崢脸色一变。
赵德明那人，身子骨一直不好。
早年下放的时候落下了病根，胃不好，肝也不好，常年吃药。
一个人在村里住著，也没个人照顾。
上辈子，赵德明是得了肝癌走的。
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，跟他娘一样，拖了几个月就走了。
走的那天，村里好些人去送他，哭成一片。
赵小军他娘从城里赶回来，跪在棺材前头，哭得死去活来。
说早知道这样，就不该让他一个人留在村里。
陈崢记得陈峰提过，赵德明走之前那几天，还撑著身子去学校上了最后一堂课。
课上讲的是《背影》，朱自清的。
他站在讲台上，瘦得萧条，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。
可他还是把整篇课文讲完了。
讲到最后一句，他说：
“同学们，你们要好好读书，走出这个村子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”
说完，他笑了笑，转身走了。
那是学生们最后一次见他。
陈峰那时候，坐在教室中间，看著他走出教室。
背影瘦瘦的，驼著背，走得很慢。
后来，陈峰和阿崢说，那画面，他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“走！带路！”陈崢一把抄起门后头的竹篙，跟陈嶸说，
“嶸子，你去叫建国，让他带上船，到湖边找我！快！”
陈嶸应了一声，撒腿就跑，鞋都跑掉了一只，又回来捡。
而陈崢跟著赵小军往湖边跑。
赵小军跑得飞快，两条腿捣腾得跟风车似的，一边跑一边回头喊：
“崢哥你快点儿！我爸在浅水湾那边！
他说去钓鱼，天黑了还没回来，我去找他，就看见他倒在湖边了！”
“崢哥，我爸，他，他是不是死了？”
赵小军声音变调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。
“不会的！你別瞎想！快跑！”
两个人跑到浅水湾，远远就看见赵德明倒在一棵柳树底下。
旁边还支著鱼竿，鱼线垂在水里，浮漂一动不动。
赵德明侧躺著，脸色煞白，嘴唇发紫，眼镜歪在一边，镜片碎了一个。
胸口起伏得很慢，半天才动一下。
呼吸声很重，像喉咙里头有痰。
“爸！爸！”赵小军扑过去，摇他的肩膀，摇得他脑袋直晃。
赵德明没反应。
陈崢蹲下来，伸手探了探鼻息，还有气，但很弱。
又摸了摸额头，跟烙铁似的。
“发烧了。”陈崢皱起眉头。
他把赵德明翻过来，让他平躺著，把碎了的眼镜摘下来，放在一边。
又解开领口的扣子，让喘气顺当些。
这时候，张建国划著名船赶过来了。
一靠岸，鞋都没穿，光著脚跑过来。
“咋了咋了？赵老师咋了？”
“发烧，晕过去了。得赶紧送卫生院。”
陈崢说著，把赵德明扶起来。
赵德明瘦得跟一把柴火似的，没什么分量。
胳膊细得跟孩子似的，手腕上的骨头硌手。
“建国，你搭把手，把他抬船上去。走水路快，划到镇上比走路省一半时间。”
张建国应了一声，两个人一左一右，把赵德明抬起来。
赵德明脑袋耷拉，嘴角流出口水，滴在陈崢肩膀上，湿了一片。
赵小军跟在后面，手里攥著那根鱼竿，眼泪止不住地掉。
“小军，別哭了，上船。”陈崢说。
四个人上了船。
张建国划桨，陈崢坐在船尾扶著赵德明，让他靠在自己身上。
赵小军蹲在船头，抱著鱼竿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
船走得快，双桨翻飞，划开碧波。
湖面上风大，吹得赵德明的头髮飘起来，露出一头的白髮。
他才四十出头啊，头髮就白了一大半。
陈崢看著他，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。
上辈子，赵德明走的时候，他连最后一面都没见著。
那时候他在城里打工，接到消息赶回来，人已经埋了。
坟在村子后头的山坡上，一个小小的土堆，连块碑都没有。
赵小军他娘站在坟前头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就是站著。
站了整整一个下午，天黑了才走。
船到了镇上，陈崢抱著赵德明往卫生院跑。
赵德明轻得跟个孩子似的，抱在怀里没什么分量，肋骨一根根硌著手臂。
张建国在前面开道，把路上的人都拨拉开：“让让！让让！病人！有病人！”
陈崢抱著赵德明往里冲。
前头，张建国一脚踹开急诊的门。
值班大夫姓孙，三十来岁，戴著眼镜，正在看一本厚厚的医学书。
他抬头看见陈崢怀里的人，立刻站起来。
“放床上，怎么回事？”
“发烧，晕过去了，在湖边发现的。”
孙大夫听了听心肺，翻了翻眼皮，量了体温，皱了眉头：
“可能是肺炎，体温三十八度七。得住院，先交押金，十块钱。”
陈崢愣住了。
他摸了摸口袋，空空荡荡。
出门的时候太急，就抄了根竹篙，钱包，什么都没带。
张建国光著膀子站在旁边。
浑身上下就一条湿透的裤衩，鞋都不知道丟哪儿去了。
陈嶸更不用说了，半大小子。
三个人面面相覷。
“大夫，能不能先治？钱我回头送来。”陈崢说。
孙大夫推了推眼镜，看了他一眼：“你是他什么人？”
“我是他学生。赵老师是芦塘村小学的，一个人住，家里没人来。
我出来的急，没带钱。
我爹是陈长河，家中排老三，打鱼的，您去芦塘村打听打听，不是赖帐的人。”
孙大夫沉吟了一下：“规矩是规矩……”
“大夫，求求你了。”
这时，赵小军扑过来，抱著孙大夫的腿，
“救救我爸，求求你了，我回去拿钱，我有钱，我有……”
他说著，眼泪又开始往下掉。
小手在裤兜里掏，掏出一把毛票，皱巴巴的。
还有几个钢鏰儿。
哗啦啦！
撒了一地。
最大的票子是两张两毛的，剩下的都是一分两分五分。
陈崢蹲下来，把地上的钱一张一张捡起来。
一毛，两分，五分，一分……
数了数，一块六毛三分钱。
赵小军攥著那把毛票，手抖得厉害。
他看著陈崢，眼睛红红的：
“崢哥，够不够？不够我还有，我回去拿，我存钱罐里头还有……”
陈崢心里头酸了一下。
九岁的孩子，攥著一块六毛三分钱，觉得能把爹的命救回来。
他把钱塞回赵小军兜里，摸了摸他的脑袋：“够了，小军的钱够了。
剩下的崢哥出，崢哥带了钱的，就是忘在船上了，一会儿去拿。”
赵小军不信，看著他：“真的？”
“真的。崢哥啥时候骗过你？”
赵小军这才把攥著钱的手鬆开了，但还是紧紧挨著赵德明，一步都不肯离开。
孙大夫嘆了口气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住院单，刷刷几笔填好了，递过去：
“先住院，押金的事儿明天再说。你们谁是家属？”
赵小军赶紧举手：“我是！我是他儿子！”
孙大夫低头看了看这个才到他腰高的小不点，眼镜后面的目光软了软：
“行，那你在这儿签个字。”
赵小军接过笔，趴在桌上认认真真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三个字歪歪扭扭，最后一个军字那一竖拖得老长，拖到了格子外面去。
孙大夫看了一眼，没说什么，把单子收好，转身去安排床位。
赵德明被推进了观察室，掛上了吊瓶。
葡萄糖盐水，五百毫升的玻璃瓶，橡皮塞子。
针头扎进手背上的血管，胶布固定好，药液一滴一滴地往下滴。
陈崢搬了把椅子坐在床边。
赵小军爬上来，挨著他爸躺著。
小小的身子蜷成一团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吊瓶，生怕漏了一滴。
“崢哥，我爸不会有事吧？”他问，声音像蚊子哼哼。
“不会。大夫说了，是肺炎，打几天针就好了。”
“真的？”
“真的。你睡会儿，我盯著。”
赵小军摇摇头，不肯闭眼。
但小孩子熬不住，过了一会儿，眼皮就开始打架了，一点一点地往下耷拉。
又猛地抬起来，反覆了几回，终於撑不住了。
脑袋一歪，靠在他爸胳膊上睡著了。
手还攥著被角，攥得紧紧的。
陈崢把外套脱下来，盖在他身上。
外套是件蓝布褂子，他娘春天的时候给做的。
这时候，张建国推门进来了，光著膀子，裤腿一只高一只低。
脚上的泥巴还没干，头髮乱得跟鸟窝似的。
“阿崢，钱拿来了。”
他把一沓票子递过来，有整有零，还有一把毛票。
陈崢愣了一下：“你哪来的钱？”
“我娘给的。
我跟她说了赵老师的事儿，她把家里存的钱拿出来了，让我先送过来。”
张建国挠挠头，
“我娘说了，赵老师是好人，当年我上学那会儿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
赵老师给我垫了好几个学期的学费，这份情得还。”
陈崢接过钱，数了数，三十五块六毛。
“够了，待会儿去交押金。”
“够了就行。”
张建国拉了把椅子坐下来，往床上一看。
赵小军蜷在那儿，小小的一团，外套盖在身上，露出半张脸，嘴角还有口水。
“这孩子，嚇坏了吧？”张建国压低声音问。
“嗯。一个人跑到湖边找他爸，叫不醒，又跑来找我。
九岁的孩子，搁城里头还在爹妈怀里撒娇呢。”
张建国嘆了口气：
“赵老师也是，一个人待在村里，有个好歹都没人知道。
他媳妇也是，咋就忍心让他一个人？”
“各有各的难处。”陈崢说完，先去把押金交了。
隨后，两个人就这么坐著，守著。
窗外头，镇上的夜很安静。
偶尔有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去，声音在街上滚过去，渐渐远了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赵德明动了一下。
他皱了皱眉头，嘴唇翕动了几下。
陈崢凑近了，才听见他在叫：“小军……小军……”
“赵老师，小军在这儿呢，睡著了。没事儿，您別担心。”
赵德明像是听见了，眉头慢慢鬆开了，呼吸也匀实了些。
张建国在旁边看著，突然说：
“阿崢，你说这世上，咋就有这么多苦命的人呢？”
陈崢没回答。
他想起上辈子，赵德明走的那天，赵小军跪在灵堂前头，一声都没哭。
就是跪著，跪了整整一天。
他娘拉他起来，他不肯，就那么直挺挺地跪著。
膝盖底下垫著个旧蒲团，蒲团都跪穿了。
后来他娘跟人说，小军那天晚上回去，在被窝里哭了整整一夜。
第二天起来，眼睛肿得跟桃子似的。
“赵老师这病，得住几天？”张建国问。
“大夫说得看情况，至少得一周。”
“一周？那医药费……”
张建国挠挠头，“我回去再跟我娘说说，看能不能再凑点。”
“不用，我来想办法。”
陈崢说，“螃蟹还能抓，鱼还能打。一周的时间，够了。”
张建国看了看他，想说什么，又咽回去了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赵德明的烧退了一些。
脸上有了点血色，不像刚才那样白得嚇人了。
呼吸也平稳了，喉咙里那口痰似乎化开了，不再呼嚕呼嚕地响。
陈崢站起来，活动了一下筋骨。
坐了一夜，腰酸背痛的，脖子咔吧响。
“建国，你在这儿守著，我回去一趟。
拿点东西，再看看赵老师家里还有啥要收拾的。”
“行，你去吧。这儿有我。”
陈崢出了卫生院，天刚蒙蒙亮。
街上瀰漫著一股煤炉子的味儿，还有早点铺子飘出来的香味。
路边上，一个老头正拿著大扫帚扫街。
哗啦哗啦！
尘土飞扬。
他沿著街道往湖边走去，脚步很快。
走到镇口的时候，看见路边停著一辆自行车，二八大槓。
车架上绑著个帆布包，车铃鐺被人拧走了，只剩下一个光禿禿的底座。
他正想著怎么医药费的事情，就听见身后有人喊：
“哎——前面的——等等——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