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七八年的燕京高校，座谈会是个特殊的东西。
桌子围成一圈，茶缸子摆开，谁有话谁说，说完別人接。
听著鬆快，但一九七八年的鬆快和真正的鬆快之间，隔著一条看不见的线。
什么能说，什么不能说，没人明文规定，全靠在座的人自己掂量。
掂量得好，叫解放思想；掂量砸了，叫犯路线错误。
今年五月，《光明日报》发了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標准》，这篇文章像一阵风，把那条线往外推了推。
但推了多远，谁心里也没底。所以一九七八年下半年的座谈会，开得格外多，也格外小心。
方竹筹备的这场座谈会，名义上是校报《燕师大》组织的“青年文学创作討论会”，围绕《人民文学》八月號发表的短篇小说《路口》做公开討论。
团委批了主楼阶梯教室，限时两小时，座谈实录將在校报全文刊登。
方竹为这场座谈跑了四天。
她拿著吕正民签字的系里介绍信，骑车去了燕大中文系、人大文学系、燕京广播学院，一家家敲门找人。
在各系的布告栏和阅览室门口，《路口》正被反覆传阅和討论，这篇文章的热度替她省了不少口舌。
---
八月十七號，礼拜四，下午两点。
主楼阶梯教室一百二十个座位坐了九十多人。
前三排摆了一圈长条桌，桌上铺白布，搁著搪瓷茶缸和暖壶。
白布是方竹从系办借的，暖壶是她自己从宿舍扛来的。
方竹坐在最靠门的位子，面前摊著採访本，手边放著两支削好的铅笔。
她穿白衬衫，袖子卷到肘弯，头髮用一根皮筋扎在脑后，校报的小铁牌別在胸口。
吕正民坐主持位，左手边是黄药眠，右手边空著一把椅子，是给陆沉留的。
孙克勤坐第二排最右边的角落，带了黑皮笔记本和钢笔，没带茶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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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系的学生占了大半。
王强来得最早，抢了第一排正中的位子，桌上摆著一本《人民文学》八月號。
沈青挨著他坐，面前除了那本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还多了一个硬壳笔记本。
外校来了十一个人。
燕大中文系来了三个。
领头的叫贺知行，七七级，瘦长脸，眉骨高，戴一副断了腿用胶布缠住的眼镜。
他是燕大文学社的社长，写过两篇评论发在燕大学报上。
据说他入学前在云南农场待了六年，回来后第一件事是把马克思的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从头抄了一遍。
在一九七八年，手抄理论著作不是什么稀罕事。
书禁了十年，图书馆刚开封，印刷跟不上需求，想读书的年轻人只能借一本抄一本。
手抄本在高校地下流传，从马克思到萨特，从別林斯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，什么都有。
抄过什么书，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知识底色和论战倾向。
贺知行身后跟著两个同学，一男一女。
男的叫周明远，矮胖，话不多，手里捏著一个笔记本，本子封面贴著一张从报纸上剪下的《路口》书评。
女的叫江帆，短髮，圆脸，穿藏蓝色工装，进门就把目光扫了一圈，落在前排空著的那把椅子上，多看了两秒。
人大文学系来了两个研究生，燕京广播学院来了一个学新闻理论的青年教师。
名字方竹报过一遍，陆沉没全记住。
两点零五分，陆沉从后门进来。
他穿周桂兰熨过的白衬衫，手里夹著一本笔记本和半截粉笔，走到前排在吕正民右手边坐下。
阶梯教室里嗡嗡的议论声矮了一截。
燕大的贺知行隔著三排打量陆沉。
他看了五秒，转头跟旁边的周明远耳语了一句。周明远点了点头，翻开笔记本。
吕正民敲了敲桌面。
“开始吧。今天是校报组织的座谈会，围绕《人民文学》八月號短篇小说《路口》做討论。作者陆沉同志是我系助教，在座。规矩一条：说什么都行，说完別人说，不打断。”
他转头看了黄药眠一眼。黄药眠端著搪瓷缸子，微微点头，没补充。
方竹铅笔已经落在纸上，逐字记录。
按座谈会惯例，主持人开场后，一般由地位最高或年龄最长的与会者先发言，叫“定个调子”。但吕正民没点名，把话头扔了出去。
这意味著今天不定调。谁想说，谁先说。
安静了八秒。
贺知行举手。
“我先说两句。”他站起来，断腿眼镜在鼻樑上歪了一点，他没扶。“《路口》我看了四遍。前三遍觉得好，第四遍开始觉得不够。”
阶梯教室里的目光集中过来。
“好在哪？好在它不哭。一九七八年的小说，十篇里九篇在哭。哭文革、哭下乡、哭青春。《路口》不哭。它把人推到路口上，让人自己决定往哪走。这在写法上是进步。”
他停了一下，推了推眼镜。
“不够在哪？不够在它只写了路口，没写路。”
这句话和黄药眠那天在办公室里说的几乎一模一样。
陆沉手指在笔记本上轻轻点了一下。
贺知行继续：“列寧讲文学是齿轮和螺丝钉。你可以不喜欢这个比喻，但文学不能悬空。《路口》写一个知青站在岔路口，背后是农村，前面是城市，他迈出了一步。然后呢？他迈出那步之后，走到了什么样的社会现实里？工厂？街道？机关？还是另一个死角？小说没给。不给，就是迴避。”
他说完坐下。
王强想站起来反驳，被沈青按了一下胳膊。
吕正民没接话，目光转了一圈。
人大来的一个研究生举了手，姓田，三十出头，说话带东北口音。
他说他认同贺知行前半段，但后半段不同意。
要求每篇小说都写出路来，那叫规划报告，不叫文学。
贺知行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没吭声。
江帆忽然开口。她没举手，直接站起来。
“我想问陆沉老师一个问题。”
吕正民点头示意可以。
江帆声音不大，但咬字清楚：“《路口》结尾那句话——路口从来不是用来选的，路口是用来走的——上周你在课堂上说，你自己不信这句话。”
阶梯教室里一阵骚动。这话显然是从燕师大的学生嘴里传出去的。
江帆看著陆沉：“我想知道，一个作者写了一句自己不信的话，放在小说结尾，让几十万读者读到。这算什么？”
九十多双眼睛齐刷刷转向前排。
黄药眠端缸子的手顿了一下。
孙克勤翻开了笔记本。
陆沉抬头，看著江帆。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江帆，燕大中文系，七七级。”
陆沉点点头，没有马上回答。他把半截粉笔放在桌上，食指按住一端，慢慢转了半圈。
阶梯教室后门无声推开了一条缝。
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女人侧身挤了进来。
短髮，鹅蛋脸，穿一件蓝布外套，手里拿著一个牛皮纸信封。
她没找座位。
只靠在最后一排墙边站著。
目光越过所有人的后脑勺，落在前排陆沉的背影上。
方竹抬头瞟了一眼后门。
她不认识这个人。
但她认得那个牛皮纸信封。
信封左下角印著“燕京出版社文艺室”几个铅字，下面另盖著一枚红色小章。
章子不大，顏色却新。
方竹眯起眼睛辨认了两秒。
铅笔在纸上停住。
章子上是两个字——
《十月》。
桌子围成一圈，茶缸子摆开，谁有话谁说，说完別人接。
听著鬆快，但一九七八年的鬆快和真正的鬆快之间，隔著一条看不见的线。
什么能说，什么不能说，没人明文规定，全靠在座的人自己掂量。
掂量得好，叫解放思想；掂量砸了，叫犯路线错误。
今年五月，《光明日报》发了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標准》，这篇文章像一阵风，把那条线往外推了推。
但推了多远，谁心里也没底。所以一九七八年下半年的座谈会，开得格外多，也格外小心。
方竹筹备的这场座谈会，名义上是校报《燕师大》组织的“青年文学创作討论会”，围绕《人民文学》八月號发表的短篇小说《路口》做公开討论。
团委批了主楼阶梯教室，限时两小时，座谈实录將在校报全文刊登。
方竹为这场座谈跑了四天。
她拿著吕正民签字的系里介绍信，骑车去了燕大中文系、人大文学系、燕京广播学院，一家家敲门找人。
在各系的布告栏和阅览室门口，《路口》正被反覆传阅和討论，这篇文章的热度替她省了不少口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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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月十七號，礼拜四，下午两点。
主楼阶梯教室一百二十个座位坐了九十多人。
前三排摆了一圈长条桌，桌上铺白布，搁著搪瓷茶缸和暖壶。
白布是方竹从系办借的，暖壶是她自己从宿舍扛来的。
方竹坐在最靠门的位子，面前摊著採访本，手边放著两支削好的铅笔。
她穿白衬衫，袖子卷到肘弯，头髮用一根皮筋扎在脑后，校报的小铁牌別在胸口。
吕正民坐主持位，左手边是黄药眠，右手边空著一把椅子，是给陆沉留的。
孙克勤坐第二排最右边的角落，带了黑皮笔记本和钢笔，没带茶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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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系的学生占了大半。
王强来得最早，抢了第一排正中的位子，桌上摆著一本《人民文学》八月號。
沈青挨著他坐，面前除了那本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还多了一个硬壳笔记本。
外校来了十一个人。
燕大中文系来了三个。
领头的叫贺知行，七七级，瘦长脸，眉骨高，戴一副断了腿用胶布缠住的眼镜。
他是燕大文学社的社长，写过两篇评论发在燕大学报上。
据说他入学前在云南农场待了六年，回来后第一件事是把马克思的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从头抄了一遍。
在一九七八年，手抄理论著作不是什么稀罕事。
书禁了十年，图书馆刚开封，印刷跟不上需求，想读书的年轻人只能借一本抄一本。
手抄本在高校地下流传，从马克思到萨特，从別林斯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，什么都有。
抄过什么书，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知识底色和论战倾向。
贺知行身后跟著两个同学，一男一女。
男的叫周明远，矮胖，话不多，手里捏著一个笔记本，本子封面贴著一张从报纸上剪下的《路口》书评。
女的叫江帆，短髮，圆脸，穿藏蓝色工装，进门就把目光扫了一圈，落在前排空著的那把椅子上，多看了两秒。
人大文学系来了两个研究生，燕京广播学院来了一个学新闻理论的青年教师。
名字方竹报过一遍，陆沉没全记住。
两点零五分，陆沉从后门进来。
他穿周桂兰熨过的白衬衫，手里夹著一本笔记本和半截粉笔，走到前排在吕正民右手边坐下。
阶梯教室里嗡嗡的议论声矮了一截。
燕大的贺知行隔著三排打量陆沉。
他看了五秒，转头跟旁边的周明远耳语了一句。周明远点了点头，翻开笔记本。
吕正民敲了敲桌面。
“开始吧。今天是校报组织的座谈会，围绕《人民文学》八月號短篇小说《路口》做討论。作者陆沉同志是我系助教，在座。规矩一条：说什么都行，说完別人说，不打断。”
他转头看了黄药眠一眼。黄药眠端著搪瓷缸子，微微点头，没补充。
方竹铅笔已经落在纸上，逐字记录。
按座谈会惯例，主持人开场后，一般由地位最高或年龄最长的与会者先发言，叫“定个调子”。但吕正民没点名，把话头扔了出去。
这意味著今天不定调。谁想说，谁先说。
安静了八秒。
贺知行举手。
“我先说两句。”他站起来，断腿眼镜在鼻樑上歪了一点，他没扶。“《路口》我看了四遍。前三遍觉得好，第四遍开始觉得不够。”
阶梯教室里的目光集中过来。
“好在哪？好在它不哭。一九七八年的小说，十篇里九篇在哭。哭文革、哭下乡、哭青春。《路口》不哭。它把人推到路口上，让人自己决定往哪走。这在写法上是进步。”
他停了一下，推了推眼镜。
“不够在哪？不够在它只写了路口，没写路。”
这句话和黄药眠那天在办公室里说的几乎一模一样。
陆沉手指在笔记本上轻轻点了一下。
贺知行继续：“列寧讲文学是齿轮和螺丝钉。你可以不喜欢这个比喻，但文学不能悬空。《路口》写一个知青站在岔路口，背后是农村，前面是城市，他迈出了一步。然后呢？他迈出那步之后，走到了什么样的社会现实里？工厂？街道？机关？还是另一个死角？小说没给。不给，就是迴避。”
他说完坐下。
王强想站起来反驳，被沈青按了一下胳膊。
吕正民没接话，目光转了一圈。
人大来的一个研究生举了手，姓田，三十出头，说话带东北口音。
他说他认同贺知行前半段，但后半段不同意。
要求每篇小说都写出路来，那叫规划报告，不叫文学。
贺知行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没吭声。
江帆忽然开口。她没举手，直接站起来。
“我想问陆沉老师一个问题。”
吕正民点头示意可以。
江帆声音不大，但咬字清楚：“《路口》结尾那句话——路口从来不是用来选的，路口是用来走的——上周你在课堂上说，你自己不信这句话。”
阶梯教室里一阵骚动。这话显然是从燕师大的学生嘴里传出去的。
江帆看著陆沉：“我想知道，一个作者写了一句自己不信的话，放在小说结尾，让几十万读者读到。这算什么？”
九十多双眼睛齐刷刷转向前排。
黄药眠端缸子的手顿了一下。
孙克勤翻开了笔记本。
陆沉抬头，看著江帆。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江帆，燕大中文系，七七级。”
陆沉点点头，没有马上回答。他把半截粉笔放在桌上，食指按住一端，慢慢转了半圈。
阶梯教室后门无声推开了一条缝。
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女人侧身挤了进来。
短髮，鹅蛋脸，穿一件蓝布外套，手里拿著一个牛皮纸信封。
她没找座位。
只靠在最后一排墙边站著。
目光越过所有人的后脑勺，落在前排陆沉的背影上。
方竹抬头瞟了一眼后门。
她不认识这个人。
但她认得那个牛皮纸信封。
信封左下角印著“燕京出版社文艺室”几个铅字，下面另盖著一枚红色小章。
章子不大，顏色却新。
方竹眯起眼睛辨认了两秒。
铅笔在纸上停住。
章子上是两个字——
《十月》。